精英制度

關於失敗的三個有用的老故事

1、
就物質層面看，在社會等級中位居低層，此般境遇少有快樂可言。但從精神層面看就不儘然，低層的人不一定總得無時無地苦不堪言。在很大程度上，貧困對自尊的影響取決於周圍的人對貧窮的理解和看法。
過去的兩千年，西方在物質層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無可否認的：然而在現代社會，對一個人為何貧窮，一個人之於社會的價值是什麼的解釋明顯變得富有「懲戒」意味，在情感上也讓人覺得更加難堪。現代社會的這種變化對因身份低下而造成的焦慮提供了第四種解釋。
2、
從大約西元 30 年（那時主耶穌剛誕生不久）到 20 世紀下半葉，在西方社會最底層一直流傳著三個關於人生價值的故事，並為他們所接受。這三個故事也使他們得到慰藉，少卻許多焦慮。

第一個故事
——窮人生活貧窮，這並非是他們之過，窮人對社會貢獻最多。
在中世紀或任何現代社會之前時代裡的人們，如果被問及為何社會主要分為富人和窮人，農民和貴族，回答者很可能覺得這提問本身就奇怪：因為這樣的區分是上帝的旨意。
儘管人們普遍接受社會應該有農民、牧師和貴族的等級之別，且對等級制度的正當性堅信不疑，但在中世紀也存在一種社會共識，那就是不同的社會階層是相互依存的，都是社會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即便最貧困的底層人士也應受到社會的敬重。基於這種相互依存的理論，農民階層的重要性並不亞于貴族和牧師階層，人們也並不認為他們就比貴族和牧師階層缺少尊嚴。農民們的生活也許非常艱苦（而且是一成不變地艱苦），但沒有他們，貴族和牧師階層便失去存在的基礎，就會轟然坍塌，這是一種社會共識。索爾茲伯里的約翰曾把窮人比作是人的雙腳，而富人則是人的頭部。這一比方似乎還不夠強調窮人在中世紀社會裡的重要性，甚至還可能認為他對窮人不夠尊重，但這一比方至少在時時提醒那些富有者，只有善待窮人方可維護自身的生存境遇，正如一個人須得珍惜自己的雙腳才能正常行走。
富人應該資助窮人，甚至還應該像父母一樣愛護窮人。富人視窮人如小孩，富人就應該擔當起慈愛父母的職責。在中世紀的藝術和文學作品中不乏對農民階層的熱情讚頌。上層社會也許把這些稱頌視為對窮人的恩寵，但人們也從未忘記他們的主耶穌就是一位地位低下的木匠。
恩山修道院院長，阿爾弗裡克在《談話錄》（約 1015）一書中堅持認為農夫才是社會的中堅，原因很簡單，沒有貴族和牧師階層，一個人尚能生存於世，但倘若沒有農夫，我們就沒有果腹之物，誰也休想活命。1036 年，康佈雷的傑勒德主教在一次佈道時說，農夫們的工作的確艱苦乏味，但正是他們這艱苦乏味的工作才使得其他需要更多智識的工作成為可能。因此，一個有教養的人必須敬重農夫們的勞動。有不少詩人有感于農夫的辛勞和偉大，寫下了許多詩歌來讚頌「高貴的農夫」。紐倫堡的漢斯．羅森普呂特就是這樣的一位詩人。 1450 年，羅森普呂特在他的一首詩《讚美農夫》中堅持認為農夫才是上帝的造物中最為尊貴的：
 農夫扶犁拖耙，備受苦辛，
 他們的勞作養活了世人；
 包括貴族、藝術家，還有普通市民，
 設想這世上沒有農夫，
 我們的生活該是何般淒涼慘景，
當然這些頌詞並不能使農夫耕作的土地變得鬆軟，但是，這些字句及其所反映的社會氛圍則能使農民階層認識到他們在社會上是受人歡迎的，從而有助於他們建立起一種自我尊嚴。

第二個故事
——身份低下並不表明道德低下
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它直接源於《聖經》。以基督教的觀點，窮和富都不足以作為衡量道德水準的尺規。耶穌貴為萬人之主，最受上帝的寵愛，但在塵世時他卻非常窮窘，這一事實就足以說明塵世裡的地位同道義的真確性之間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
基督教對金錢並非持中立態度，其教義認為人的善惡主要取決於他在多大程度上認為自己是依賴上帝的。因此，基督教對窮人更為有利。任何東西，只要它讓人覺得他可以不需要上帝就可以過上心滿意足的生活，這東西就是罪惡。而金錢能給人帶來物質的享樂，也能給人某種自由的感覺，因此，金錢似乎難脫其咎。
窮人生活困頓，因而更有可能祈求上帝的幫助。在《新約聖經》中有不少讓窮人得到安慰的故事，故事中窮人們親眼見證了富人難以穿過針眼，從而表明他們的吝嗇使他們無法進入天國。而且窮人們被告知他們將統治整個地球，他們也將是最早一批通過天國之門的人。

第三個故事
——富人們腐朽墮落，惡貫滿盈，他們的財富來自掠奪窮人
第三個故事更能讓人忍受生活窮困和地位低下的折磨。從約 1754 到 1989 年，這種理論發揮了最大的社會影響。這個故事告知窮人，富人是墮落的，是慣偷，他們不是憑藉自己的才學德行來獲得他們的特權，相反，他們使用的是欺騙的伎倆和掠奪的手段。更為糟糕的是，富人們完全掌控了整個社會，窮人們無論如何聰明和努力，他們都不可能憑一己之力改變困境。他們惟一的出路只能是大規模的群體抗爭和革命。
這個故事的較早版本源於讓．雅克．盧梭。盧梭聲稱那些有權勢的人從一開始就是通過強取豪奪來取得自己的地位：「誰第一個把一塊土地圈起來並想到說：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頭腦十分簡單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話，誰就是文明社會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樁或者填平溝壕，並向他的同類大聲疾呼：『不要聽信這個騙子的話，如果你們忘記土地的果實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屬於任何人的，那你們就要遭殃了！』這個人該會使人類免去多少罪行、戰爭和殺害，免去多少苦難和恐怖啊！」（《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1754）。
100 年後卡爾．馬克思賦予了這個故事新的活力。如果說盧梭的論斷還只是對不平等社會發出的一聲抗議，那麼，馬克思賦予了這個故事科學的論證。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制度生來就具有一個剝削機制。每個資本家付給工人的工資遠低於工人為資本家生產的產品的價值，資本家佔有了這一部分的「剩餘價值」，亦即他們所謂的「利潤」。資本主義社會的報章宣稱這部分的利潤是對資本家的「投資」和「風險」的回報，但馬克思認為，資本家所謂的「回報」只不過是「盜竊」—詞的委婉表述而已。
馬克思認為現代社會裡的資本家其實就是自從人類誕生以來一直不公正地統治窮人的統治階級的最新代表。不管資本家看上去如何充滿人性，但這不過是遮掩他們兇殘本性的文明面罩。在《資本論》第一卷（1887）中，馬克思以工人的口吻正告資本家：「你可能是一個模範公民，也許還是禁止虐待動物協會的會員，甚至還負有德高望重的名聲，但是在你我碰面時你所代表的那個東西的裡面是沒有心臟跳動的。」在19 世紀的任何一個磨坊、麵包房、船廠、旅店和辦公室，我們都能發現資本家的冷酷和無情：工人們飽受病痛折磨，他們年紀輕輕便死於癌症和肺病，繁重的工作使他們無法享受正常的家庭生活，無暇理解和思考自身的境況，使他們終日焦慮，毫無安全感。「資本主義生產儘管非常吝嗇，但對人身材料卻非常浪費。」因此，馬克思鼓動人們站出來，反對統治著他們的資本家，並爭得他們應有的權利。在《共產黨宣言》（1848）中，馬克思發出了雷霆般的吼聲：「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共產黨宣言》發表前不久，馬克思的戰友恩格斯到了曼徹斯特，利用大量的一手資料寫成《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描述了工業革命後新興工業城市裡無產者的窮困現狀。恩格斯同意馬克思關於社會有貧富階級之別的觀點，指出富人之所以富足，是因為他們狡猾刻薄，而不是因為他們聰明勤奮或精力過人；窮人之所以窮頓，是因為富人在欺騙和虐待他們，並非是因為窮人懶惰、酗酒或愚笨。在恩格斯筆下，資本家冷酷之至，只顧賺得最多的好處：「有一次我和這樣一個資產者在曼徹斯特街上走，和他談到工人區的惡劣的不合衛生的建築體系，談到這些地區的可怕的居住條件，我說我還沒有看到過比曼徹斯特建築得更壞的城市。他靜靜地聽完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別的時候，他說：『但是在這裡到底可以賺很多錢。再見，先生！』英國資產者對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餓，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賺錢就行。一切生活關系都以能否賺錢來衡量，凡是不賺錢的都是蠢事，都不切實際，都是幻想。」
19 世紀 40 年代曼徹斯特貧民窟的生活也許談不上愉快，但如果生活在這裡的窮困工人階級瞭解到是他們雇主貪婪和殘忍，是資本主義制度無處不在的貪污和腐化造成了他們眼下的困境（而且這種社會制度不可能憑他們個人的力量得到改變），那麼，這些工人們至少能獲得一種道義上的優越感，而不致因自己艱難的生活現狀而覺羞愧。

3、
從西元 30 年到 1989 年，上述的三個故事通過各自不同的方式為身份低下的人們提供了精神上的慰藉。當然，諸如此類的故事還有很多，但這三個是最有說服力，也為最多的人所信奉。它們向世上不幸的窮人傳達了三個觀念：其一，他們才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他們理應贏得尊重；其二，在上帝看來，世間的地位並不代表任何的道德意義；其三，從任何層面看，富人都不值得尊敬，他們冷酷無恥，而且終歸在即將到來的無產者正義的革命風暴中滅亡。

關於成功的三個讓人焦慮的新故事

1、
不幸的是，另有三個故事，從 18 世紀中葉開始成型，而且不斷擴大其影響，在公眾輿論方面開始挑戰先前三個故事所表達的觀念。
也許是因為整個社會在物質方面有了極大改善，這三個故事才可能出現。但在心理層面上，它們只能使社會地位低下的生活愈發令人難以忍受，而且使它導致愈來愈多的焦慮和擔憂。

第一個故事
——富人而不是窮人才是對社會有用的人
約 1015 年，恩山修道院院長阿爾弗裡克就曾強調指出是窮人創造了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財產。窮人起早貪黑，耕田種地，最後辛勤收穫。他們的工作如此辛苦而偉大，比起那些社會上等級更高的人，他們理應獲得更多尊重。這樣強調普通勞動者的貢獻，在當時並非只有阿爾弗裡克一個人。事實上，幾個世紀來，正統的經濟學觀點都認為在我們社會裡真正創造財富的是勞動階層。而富人們只是一味地揮霍資源和財富，以滿足他們對奢華生活的追求。
關於誰創造了國民財富的這種論斷一直為人們所認同。到了 1723 年，倫敦的內科醫生伯納德．曼德維爾發表了一份名為《蜜蜂的寓言》的小冊子。這個小冊子是用韻文寫的，討論的題旨卻和經濟學相關。正是這本小冊子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對窮人和富人的看法。曼德維爾的觀點同幾個世紀以來沿襲的論斷正好相反，他認為富人才是社會中有用的階層，是富人們的揮霍才給比他們地位低下的人們創造了就業機會，使得那些最弱勢的人們得以生存。沒有了富人，窮人要不了多久就活不下去。曼德維爾並非想說明富人比窮人更好，事實上他經常用調侃的筆調寫到富人們是如何虛榮、殘忍和喜怒無常等。他們貪得無厭，渴求成功和掌聲，卻不明白物欲的滿足並不能使人真正幸福。
儘管如此，富人們追求並獲得巨大財富，他們對社會的促進和貢獻遠遠超出了雖辛勤勞作，但所獲甚少的底層工人。人們的價值不應該以他們的靈魂來衡量（基督教道德家往往以此為準繩），而應該以他們對別人的影響來考慮。如果採用這一新的標準，那些（通過貿易、工業或農業等）累積了大量財富並大量揮霍這些財富（用於添置頂級奢侈品、建造並不急用的倉庫或購置鄉村度假屋等）的人對社會的貢獻遠大於窮寒的底層人。曼德維爾的那個著名冊子有一個副標題「邪惡的個人卻造福於公眾」，倒是很恰當地評述了富人對社會的功用。他這樣表述這些「邪惡的個人」：
「對感官享受的貪求使得他們無止境地追求生活的舒適和豪華。是水性楊花的妓女在領導每週的時尚，是揮金如土的浪子和大手大腳的財產繼承者在最有效地幫助窮人們。那些攪得千萬鄰人不得安寧且發明出一些並無實際用途的玩意的人（不管他們的做法是對是錯）就是對社會最有幫助的人。如果我們的社會突然不再有人熱衷於虛榮，不再有人追求奢華的生活，那些布商、室內裝潢商、成衣製造商，以及許許多多行業的商人不用半年就會食不果腹了。」
一開始，曼德維爾的高論使他的聽眾們震驚不已（這正是他所期望的效果），但接下來，幾乎所有 18 世紀及其後的偉大經濟學家和政治家都接受了他的觀點。休謨在《論奢華》（1752）-文中重複了曼德維爾的觀點，認為是富人對財富的追求和對奢侈品的消費，而不是窮人的勞作最終給社會創造了財富。他說：「在任何一個國家，如果人們無意追求奢華的生活，那麼，人們會變得懶惰，失去對生活的樂趣，他們對社會也將毫無益處，而由他們組成的社會甚至不能維持這個國家的海、陸軍隊。」
24 年後，休謨的同胞亞當．斯密寫成了《國富論》一書。斯密進一步發揮了曼德維爾的觀點。他的理論也許是對富人的社會功用最具煽動性的辯護。在書的開始，斯密承認大筆的財富並非總能帶來幸福：「有了財富，人們一樣焦慮、恐懼和悲傷，有時甚至較先前為甚。」他還不無嘲諷地指出有些人終其一生只是追求那些「花哨卻一無是處的玩意兒」。然而，筆鋒一轉，他隨即對這些人表達了無盡的感激。人類的整個文明，社會的任何福利都離不了人們的欲望，離不開人們貪求過量財富的能力，同時也需要人們對其財富進行炫耀。正因為如此，「人類才會耕墾土地，才會去搭建房屋，才會建立城市和國家並創造各種科技和藝術產品來點綴和提升他們的生活。這樣，整個世界才得以完全改觀，荒莽的原始叢林被改造成肥沃宜人的平原，浩瀚無際的海洋也為人類所用，成為各種保障人類生存的新的資源寶藏」。
舊的經濟學理論認為，富人們佔有了一個國家有限財富的過多份額因而應該受到譴責。斯密承認，人們很容易把一個擁有「萬貫家財」的人視為「社會客蟲、兇殘的巨獸和吞噬所有小魚的大魚」。但是，他們錯了，因為社會的財富並非是有限的，只要實業家和貿易商有雄心且有毅力，社會的整體財富總是能夠無限地擴大。大魚實際上是在幫助那些小魚，而非吞噬小魚。大魚不斷地花錢，這樣，小魚才有了工作。大魚也許倨傲無理，他們的種種劣跡通過市場的運作卻變成了善行。斯密在下面的這段文字裡作出了解釋，而這段話也許是資本主義經濟學中最為著名的一段話：「無論富人們怎麼天性自私，怎麼貪得無厭；儘管他們的惟一目的是為自己撈取便利，剝削成千上萬為他們勞作的工人們的勞動所得以滿足他們所謂的虛榮，充填他們無底的私欲，但實際結果是富人和窮人們共同分享了社會進步所帶來的好處。似乎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在那些富人們可以放手從事實業，開展貿易的社會裡，斯密寫道：「商品是如此豐富，不僅富有的上層人的奢欲能得以滿足，而且能充分照顧農民和手工藝者的需求。」
對富人而言，這個故事無疑令他們喜出望外。在基督教形成初期富人在經濟理論的表述裡一直就是近乎惡棍的反面形象；而現在他們發現自己搖身一變，成了經濟學家筆下的英雄人物——是他們一直在照顧地位比他們低下的各個社會階層，也是他們為窮人提供住房和口糧。必須指出的是，即便他們的人品令人厭惡，他們仍在完成上述的這一切使弱勢群體受惠。富人愈貪婪，他們對社會的貢獻也愈大。
反之，這個故事中窮人的形象就不那麼美好了。既然富人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而窮人在社會結構中只承擔著逆來順受、功能性的角色，甚至因為他們基數龐大，享受社會福利，依賴慈善機構，有過多消耗社會資源之嫌。物質上本已相當匱乏，而今這個故事還要讓窮人在精神上因富有階層的輕侮而難以抬頭。如此情形，如果詩人們還要寫詩歌頌「高貴的農夫」，恐怕就非常不合時宜了。

第二個故事
——身份同德行相關
傳統基督教的核心理念認為，人的身份同德行無涉。耶穌是救世主，他也曾是木匠。彼拉多身居高位，卻罪不可赦。因此，如果將人在社會中的身份同其德行劃上等號，是不可理喻的。一個人可能聰明善良、思維敏捷且富有創意，但他可能是一位掃地工人；而一個人也可能懦弱無能、頹廢墮落、殘忍成性且愚不可及，他卻是一國之君。
然而，長期以來，人的血統和家族淵源，而不是其才識，決定著他在社會上的職位。因此，在西方歷史上，我們不難找到不知如何治國的君王、不知如何管理其莊園田產的貴族和根本不知如何用兵的將軍。當然還有很多比他們主人聰明的佃農和比她們女主人能幹的女僕。在這樣的社會裡，我們很難否認地位與德行無關的事實。
直到 18 世紀中期情形才略有改觀。開始有人質疑等級制度合理性：不管兒子愚笨與否，將大筆的產業傳給他，這樣做明智嗎?皇室子嗣難道一定就最適合做一國之君？在文藝界，人們很早就接受精英思想，即便是等級制度的忠實擁護者也不例外。這樣，就有人開始將文藝界同政治和商界進行比較，讓人們清楚地看到等級制度的荒謬之處。選擇一本書時，我們關注的是這本書寫得好不好，至於作者的父母是否有文學天分，是否富有則無關緊要。一個非常有創作天分的父親並不能保證他的兒子一定能寫出一本好書來；同理，有一個蠢笨無行的父親，但這不足以說明這個人就必定是一個低能的文學家。既然社會在文藝創作方面能接受這樣的評劌準則，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將這一準則延用到政界和商界呢？
湯瑪斯．潘恩在《人的權利》（1791） 一書中寫道：「我有時想，如果在文學和科學領域也實行世襲制度，情形將會變得何等荒謬，文學和科學的價值又將是多麼不值一提。每念及此，我往往禁不住要笑了起來。由此，我又想到我們的政府。一位子承父業的總督又何嘗比子承父業的作家高明呢？我無從考證荷馬或歐幾裡得是否有後人，但這不妨礙我做這樣的遐想，假設他們有後代子孫，而且他們也都留下了尚未完成的作品，我敢保證，他們的後人沒有能力續完他們的未竟之作。」
拿破崙也是持這樣的立場。在他執政之初，他就公開推行「唯才是舉」（la carriere ouverte aux talents）的聘任制度。在西方君王中，他可以說是公開憑才用人的第一人。晚年被囚禁在聖赫勒拿島上，拿破崙對其創舉仍很自豪：「任何時候，只要我發現才學之士，我一定會讓他才盡其用。」拿破崙確有其驕傲的資本：在他統治時期的法國，不僅封建世襲特權被廢除了，而且他在歷史上首次設立了面向各個階層的榮譽軍團。此外，法國的教育體系也實行了改革，政府設立公立中學，所有人都可以申請入學。 1794 年還開設了一所理工學院，該學院為貧窮學生提供大筆的政府助學金（理工學院開辦之初，有半數的學生來自較為貧窮的農民和手工藝者家庭）。在拿破崙政府中不少高官，如內政部主要官員、科技顧問和不少的參議員都來自一般階層。至於那些世襲貴族，拿破崙毫不客氣地把他們稱為「低能兒、世襲的白癡和國家的不幸」。
拿破崙的政權被推翻了，其思想卻為後人所繼承。其後歐美一些主要的思想家都受到了拿破崙的影響。愛默生就希望看到社會裡「每個人都能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看到富人們的孩子揮霍無度，而窮人們的孩子卻無錢上學，卡萊爾憤然疾呼：「那些慵懶的貴族們，他們是英格蘭的地主，他們只知道奢侈地享用英格蘭人民的田租，饜足之後，只知道射獵取樂，除此之外，他們還能做些什麼呢？」他猛烈抨擊英國貴族無所事事、一無是處，于他人於社會毫無補益，然而，就是因為他們是貴族，他們享有了所有的特權。他這樣描寫一個典型的英國貴族形象：「住著寬敞的豪宅，無須工作，無所不有，沒有任何的風險，也無須吃任何苦頭，所有的工作都已由他人打理.他慵散地坐在家中，一切是那麼的寧靜而安詳。這就是那種自命為貴族的人！他也許會辯解說，他的祖輩已經為他打拼過了，或者說，他的祖輩曾為他投機，並成功得手了。這就是土地的法則，而且被認為是全世界的法則：這個人應該過著飯來張口的生活，除了得小心自己不要從窗戶掉下去，他不必考慮任何其他的事情，也沒有任何的義務！」
同 19 世紀的許多改革家一樣，卡萊爾並非想創建一個經濟上人人平等的社會。他理想中的社會並非人人在財富方面均等，而是堅持財富的不均必須有合理依據：「歐洲需要的是真正貴族制度，在這個制度下，所有的貴族必須是有膽有識的人中之龍。現行的貴族制度是虛假的，不可忍受的。」顯然，卡萊爾倡議的就是一種精英崇拜的社會制度，只是當時還沒有這樣一個詞語而已。
新的精英崇拜的思想必須面對兩種社會觀念的挑戰：一是平等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要求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必須絕對均等；二是世襲觀念，它認為富有貴族的子孫應該自動世襲貴族封銜，理應身居高位（還有自動世襲所有貴族的高雅娛樂，如射獵斑鳩等）。如同舊的貴族階層一樣，新的精英論者一方面允許社會財富的分配存在極大的不均，但另一方面，同激進的平等主義者一樣，堅持要求每個人在人生或事業起始之時必須完全平等。精英制度認為，如果每個人都能接受同樣的教育，而後又有同等的工作機會，那麼，日後即便出現了收入不均衡或聲望不平等，也完全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這些不平等基本是人們智識和才幹的差異造成的。所以，社會財富無須均分：一些人享有特權，是他們智識超人的結果，而一些人可能吃盡苦頭，也只能自怨自艾，怪不得他人。
在社會立法方面，精英體制在 19 和 20 世紀取得了長足進步。在西方國家，各國政府或快或慢、或多或少地宣導了機會均等的思想。人們開始普遍接受這樣的觀念，那就是無論貧富，所有公民都有權至少享有較好的中等教育，而且最好還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在這方面，美國走在較前面。 1824 年，美國開辦了第一所公立高中，到南北戰爭時期，這樣的公立高中已有300 所。 1890 年，更是多達 2500 餘所。到了 20 世紀 20 年代，美國的大學教育也開始依據精英制度的思想進行改革，開始實施大學入學學習能力評估測驗的制度。當時的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科南特和美國教育測試部門的主席亨利．昌西便是這一制度的奠基者。他們的目標是通過這樣一種精英考試，科學、公正且公平地評估每一名學生的學業和智力水準，從而在大學招生時能避免先前的學校偏見、種族歧視和種種沿襲已久的勢利觀念。這樣，大學評判一位學生的標準不再看他們的父親是誰，或者他們的衣著如何，而是按照他們的真才實學來進行名次的判定。而學生的真才實學，在科南特和昌西看來，應該是指他們分析和解決諸如以下問題的實際能力。
從下列詞彙中選出一對反義詞
obdurate（執拗的）　spurious（欺騙的）
ductile（順從的）　　 recondite（晦澀的）
或：
說出每組詞中與第一個詞意義相同的詞，一個、兩個，還是沒有：
Impregnable（可以受孕的）
Sterile（不受孕的）
Vacuous（空洞的）
nominal（名義上的）
exorbitant（過度的）
didactic（說教的）
那些在大學入學學習能力評估測驗中獨佔鱉頭的學生才能如願以償地進入他們夢寐以求的名校，接下來，他們當然就很可能畢業後在華爾街找到一份工作並成為名流雲聚的鄉村俱樂部會員，他們的能力使他們有資格享受這一切。用科南特的話來說，大學入學學習能力評估測驗考試是「一種新的社會手段，只要運用得當，它就可能是一劑良方，不僅可以改變先前沒有社會等級的狀態，而且能給社會注入活力，使我們的社會更靠近所謂的美國理想」。
這種美國理想也許不太關注社會平等，它僅僅要求每個人在開始階段擁有嚴格控制的均等機會。既然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機會上中小學和大學，同樣的機會在幾個單詞中找出其中的反義詞，那麼，其後在社會出現貴族階層都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
1948 年發表的《世界人權宣言》。它的第二十六條是這樣規定的：「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應當免費，至少在初級和基本階段應如此。初級教育應屬義務性質。技術和職業教育應普遍設立。高等教育應根據成績而對一切人平等開放。」至少在美國和部分的歐洲國家，這已或多或少成為了現實。在教育改革的同時，一些政府也開始立法以保證在職場上，人們也有平等的工作機會。1870 年，英國政府通過考試面向社會招聘政府公務員，這在英國的精英崇拜制度的發展進程中是一個里程碑。幾百年來，英國的政府公務部門一直就是當權貴族的潦倒、愚蠢的親戚的收容所，這種情形當然沒少給大英帝國帶來巨大的災禍。到 19 世紀中葉，因為雇用這些只懂玩樂、有教養的白癡而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過慘重，英國政 府 終 於 指 定 斯 塔 福 德．諾 斯 科 特 爵 士 和 查 爾斯．特裡維廉爵士制定一個招用公務員的其他方法。特裡維廉爵士對公務部門進行了幾個月的調研後，致函給《泰晤士報》談他的看法：
「毋庸置疑，我們的上層貴族太過習慣於將我們的公務部門視作他們窮困潦倒的親戚或家族成員們的庇護所，或者福利院——在這裡，那些完全沒有能力在社會上找到工作的人卻能冠冕堂皇地受祿終身。顯然，這是以損害公眾利益為前提的。」
70 年後，喬治．奧威爾在《獅子和獨角獸》（1941 ）一書中仍然在抨擊貴族裙帶關係的惡劣影響。他聲稱，英國需要一場革命，不是那種需要「紅旗和巷戰」的革命，而是一場針對貴族特權階級的「移交權力」的革命：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自覺的公開抗爭。抗爭的發起者就是普通大眾，反抗的物件就是政府的低效、階級的特權和舊有的政治體制。我們要在國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對特權進行清算。一位貴族學校的白癡居然要強過一名聰明能幹的機械師，這樣的觀念是要不得的，我們必須唾棄。我們不否認貴族學校裡不乏誠實且有天分的個人，但我們要打破有錢人作為一個整體對國家的控制。英國必須有她應有的樣子！」
在所有的發達國家，用人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用精英們替下那些不學無術的人。在美國，工作機會均等成了最熱門的話題。 1961 年 3 月，甘迺迪總統就職還不到兩個月便成立了一個「機會均等委員會」，旨在消除政府部門和私人企業在用人過程中可能存在的任何形式的歧視。隨即，一系列的立法得以通過：首先是 1963 年的《同工同酬法令》，其次是 1964 年的《民權法》，1964 年的《平等就業機會法》，接下來還有 1965 年的《年長雇員法令》、1967 年的《雇員年齡歧視法令》、1976 年的《同等信用法令》和 1990年通過的《美國殘疾人法》等等。有了這些立法的保護，我們有理由相信，無論一個人碰巧出生在一個古老的貴族家庭，還是普通家庭，也無論其年齡、膚色或性別，任何美國人都能獲得平等的獲得成功的機會。
儘管精英崇拜的制度的進展可能相當緩慢，一些改革其至帶有偶然性，或者實行得並不徹底，但從 19 世紀中葉開始，特別是在美國和英國，精英崇拜的制度已經開始影響並改變了人們對窮人和富人的美德的相對看法。一些基督教思想家堅持認為世俗的成功與一個人的內在價值毫無關係，盧梭和馬克思也指責有錢有勢的人通過腐敗和不當的手段謀取了官位，而現在人們的工作都是通過公允的考試和麵試來分派，薪酬也是依據能力來分配，我們將很難再堅持上述兩種觀點。如今，一旦那些遊手好閒的上等人從政府的公務部門清理出去，代管他們的是出身寒門卻勤奮能幹的精英們；一旦大學入學學習能力評估測驗將那些美國東部豪閥的子女拒于常青藤名校之外，代替他們的是勤奮好學的普通階層的後代，我們很難再認為身份完全取決於一個霸道的等級制度。
人們開始更傾向於認同這樣的觀念，即人的才識往往能影響或決定他在社會上的地位，這種認同反過來賦予了金錢一種新的道德涵義。過去，社會上的財富是依據血親關聯世代相襲，金錢的涵義自然只是昭示某人有幸而生於富貴之家，因而，人們自然也不會將金錢視為一個人智識和才能的指標。但在精英社會裡，一個人如果沒有相當的才幹，他不可能有一份高聲望、高薪酬的職位。故而財富成為一個人良好秉性的象徵：富人不僅富有，而且就是比別人優秀。
縱觀 19 世紀，很多基督教思想家改變了他們對金錢的看法，在美國，情形尤甚。美國的基督新教就認為上帝要求他的子民不僅要精神上虔誠，同時也應追求物質上的富有，因為現世累積的財富預示了一個人存死後的世界中有一個較好的地位。1836 年，亨特牧師在其暢銷書《關於財富：<聖經）要求我們每個人追求財富》中就清楚地表明瞭這種思想。財富被描述為上帝對虔誠的一種獎勵。同樣，洛克菲勒就直言，是上帝眷顧使他成為富翁；而威廉．勞倫斯，麻塞諸塞州的主教，1892 年這樣寫道：「長遠來看，只有那些德性高尚的人才能變得富有。同讚美詩的作者一樣，我們偶爾也會看到為富不仁的財主，但那只是偶爾而已。虔信上帝是通往財富的坦途。」
正因為精英崇拜思想的發展，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實現其夢想的機會。千百年來，受制於僵化的種姓般的等級制度，許多天份極高的飽學之土只能被埋沒。現今我們社會中的精英們卻能在基本公平的環境裡盡情揮灑他們的才情，至於他們的身世、性別、種族或年齡已不足以成為他們通向成功的絆腳石。社會財富的分配終於有了公正的因素。
對那些身份低微的人，這個故事不可避免地存在負面影響。既然成功者理應成功，那麼失敗者就理應失敗。因此，在精英崇拜制度下人們致富無可厚非，同理，人們挨窮也不是沒有緣由。正因為如此，一個人身份低微，其境遇固然令人同情，但一切也是咎由自取。
在過去，貴族階層多是世襲其家族的錢財和莊園，而今精英統治的經濟體系下的富裕階層憑藉的卻是自己的個人奮鬥，因此，他們的致富能夠體現個人的價值，這是先前的貴族階層從未體驗過的。但另一方面，現今窮窘的底層民眾也多了一份羞辱感，這也有別于先前的農夫們：先前的農夫們由於被剝奪了生活中的任何機會，因此他們幸運地無需為自己的境況感到羞辱。
在新的精英崇拜制度的年代，那些未獲成功者要（對自己或別人）回答，為什麼他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是優秀、聰明和有能力的，卻仍然那麼貧困，變得更為棘手和痛苦。

第三個故事
——窮人是有罪的、墮落的，他們窮是因為他們蠢。
在19和20世紀倒是有不少人願意代表窮人來探究導致他們貧窮的癥結。答案雖是眾說紛紜，但在那些思想激進人士看來，有一點可以肯定（而且從學理上也可以解釋）。那就是導致窮人社會地位低下之根源便是他們的愚昧和墮落。
因為經濟的精英崇拜制度的興起，在世界不少地區，窮人已不再是不幸的人、需要慈善救濟且讓富人懷有負罪感的人，而變成了人生的失敗者、讓那些憑著積極心態自我進取的精英階層所不齒的人。富人們已然不再因為他們奢華的生活而覺得羞愧，也不會對曾經和他們同伍、而今已被他們遠拋身後的窮人們施與同情。
對於社會財富分配背後的正當理據，19 世紀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表述應該是最為直露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一個社會的資源，即金錢、工作和榮譽等都相當有限；要獲取這些資源，就必然有一番爭鬥。在這場爭鬥中，他們認為，社會裡的所有人從一開始都是公平的。然而，爭鬥的結果卻因人而異。一些人天性卓異，在這場爭鬥中占盡上風，他們並無任何不平等的優勢，也不是憑什麼運氣。從道義上看，富人似乎形象不佳，但從自然進化的角度看，富人卻遠遠勝出窮人，情形甚至令人生畏。富人強勁有力，他們的基因比窮人剛健，他們的思維之敏捷亦遠過常人，從生物理論的角度看來，富人是人類叢林中的老虎。在19 世紀這種生物理論異軍突起，人人奉為圭臬，它認為富人應該富有，窮人應該貧窮。
更有甚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窮人窘促之境遇和早亡對整個社會不無裨益，政府理應順其自然，而不可試圖幫助窮人改變現狀。他們坦言，弱者是大自然的劣質產品，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他們成人之前任其死亡，這樣他們才不致生兒育女，進而降低整個人類的素質。動物世界把身體畸形的動物拋棄的做法同樣適用於人類。因而，一個人最大的善舉不是去同情並接濟社會中的孱弱者，而是要任這些孱弱者自生自滅。
英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赫伯特．斯賓塞在《社會靜力學》（1851）一書中認為行善的理念從根本上違背了生物學的規律。他指出：「讓孤兒、寡婦艱難度日或貧寒致死似乎是一種殘忍的行為，然而，如果從整個人類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孤立地來看，這種任劣者汰滅的做法，同那種讓那些因父母殘病而先天病弱且鮮能存活的嬰兒及早棄世的做法一樣，又何嘗不是一種善行……社會的自然法則從來就是淘洗剔除那些病殘、智障或胸無大志、毫無主見、缺乏信仰的成員。人，如果生而健全，他就一定能適應社會，生存下來，而且理應生存下來；反之，如果他生來就不健全，就不能生存於世，而且最好死去。」
當時，主宰著美國商界和報界的差不多都是些白手起家的精英階層。這些社會新寵對斯賓塞的觀點趨之若鶩，因為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顯然是一種科學利器，有助於精英們還擊工會組織、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對他們的指責，進而減輕他們在經濟方面的損失。 1882 年，斯賓塞在美國四處演說，得到商界巨頭們極力捧場，可謂風光無限。斯賓塞則投桃報李，每每把這些商界精英們抬捧為「人類叢林中的老虎」；他們沒有任何行善的義務，對社會中弱勢階層悲慘的境遇，他們無須自疚。
還有不少人，儘管不是斯賓塞的追隨者，他們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個主要觀點卻感同身受，那就是為窮人提供福利是沒有必要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既然每個人都有能力通過個人奮鬥取得成功，那麼，為社會底層提供福利的政治行為豈不是鼓勵他們不思進取，安於現狀？
蘇格蘭學者撒母耳．斯邁爾斯在其著述《自助》（1859）中勉勵底層的年輕人要為自己定下較高的生活目標，提升自己的教育程度，花錢得有計劃，同時，在自我奮鬥的路上應該抵制可能會施以援手的政府。他寫道：
「政府給予人民的任何福利都會減少人民自我奮鬥的必要性，同時也打擊了他們自我奮鬥的積極性。在人類發展的進程中，我們一直過高地估計了立法的作用。事實上，任何一種法律，不論它如何苛嚴，都不可能使懶惰者變得勤勞，使揮霍者變得節儉，也不可能使酒鬼變得清醒起來。」安德魯．卡內基是蘇格蘭裔的美國工業巨頭。受他資助的慈善活動不計其數，但骨子裡他對慈善活動的意義相當悲觀。在其《自傳》（1920）中他這樣表述他對慈善的看法：
「在所謂慈善活動的捐款中，至少每千元中 950元的更佳去處是丟進大海。每一位靠救濟金度日的流浪酒鬼或遊手好閒的懶漢都會對其周圍的人們造成不良的影響，似乎是向那些正勤奮工作、追求上進的人們昭顯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你可以什麼也不做，而不必擔心自己的溫飽。我們不可以感情用事，相反，愈是絕情，他人愈能獲益。施捨和救濟不可能改變一個人的境遇，更不能促進社會的進步。真正需要他人援手的人，除極少數的情況之外，很少主動要求援助。而那些真正有價值的人則永遠也不會請求援助的。」在精英崇拜的社會的溫床上漸次萌生的這些越來越苛刻的觀念影響下，人們開始認為社會等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會成員的自身素質，那些傑出的人一定會邁向頂層，而那些懶漢們也註定要終身在貧困線上掙扎。人們也開始認同這樣的觀念，慈善、救濟、重新分配財富或奉獻愛心等社會行為已幾無必要了。

2、
邁克爾．揚在《精英崇拜的興起》（1958）一書中表述了這樣的觀點：
「現今社會，不論一個人身世如何卑微，他都清楚自己的生活充滿無限機遇……如果在旁人眼裡，他一再被認為是『笨蛋』，那麼他恐怕真的就是笨蛋……更為殘酷的是，他們將註定身份低微，而且，造成這一結局的原因如此直白：因為他智識低下，而不是像過去一樣被剝奪了成功的機會。他應該清楚這一切，不是嗎？」

3、
貧窮本身就是一種痛苦，而在精英崇拜的社會裡，貧窮更是一種羞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