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西恩·B·卡罗尔，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现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担任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教授。他同时也是享有盛誉的科普作家，他创作的《非凡的生物》《优胜劣汰》等科普作品，都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
关于本书
本书讲述了一位科学家和一位哲学家，如何经受法国抵抗运动的艰难磨砺，并凭借自己的才华脱颖而出，分别成为生物学和现代文学的领军人物，最终在各自领域荣获诺贝尔奖的传奇历程。书中既有二战时期的法国抵抗运动史，也有战后遗传学大发展的生物科学史，还有二十世纪哲学思想的发展史。是一本融汇了基因、哲学、文学、历史、友情多种元素，是一部非常特别的传记。
核心内容
加缪通过写作与思考，表达了对人类存在问题的拷问，对命运荒谬性的揭示以及反抗所具备的意义，而莫诺则通过实证科学的研究和发现，证实了人类出现的偶然性和“荒诞”，并动摇了建立在命定论基础上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促使人去进一步反思自己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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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缪和莫诺二人在二战时的经历
加缪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他出生在法国的北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前，他还只是一个胸怀大志但还不为人知的文学青年。二战的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由于战争爆发导致在阿尔及利亚找不到好工作，加缪决定前往巴黎寻求职位。在那里，他一边关注战争的进展，一边继续进行自己的小说创作。这部小说就是日后他的成名作《局外人》。法国投降后，不想与投降派同流合污的加缪，在1940年底离开法国，回到阿尔及利亚。在此期间，他写作并完成了另一部代表作《西西弗神话》，继续探讨荒诞主题。1942年，加缪因为肺结核复发，搬到法国小镇庞内里尔疗养，在那里他写出了影射纳粹占领的小说《鼠疫》。也是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抵抗组织，并成为名为“战斗”的抵抗组织的一员，在组织的地下刊物《战斗报》上发表文章，鼓舞法国人抵抗纳粹。巴黎解放后，加缪担任战斗报的主编，并写下了许多著名的社论，鼓舞法国人民。
和加缪一样，当时的莫诺也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还在为自己的生物学博士学位忙碌。1940年2月，他应征入伍，并成为工程兵部队的一员。4月德国入侵挪威后，莫诺正式到部队报到。可莫诺的部队还没上前线，法国已经输了战争。于是他在军队遣散后回到巴黎和家人团聚，并重新开始自己的细菌生长研究，以完成博士学业。不过，在此期间，他也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安分守己。1940年10月，他就加入了地下组织，一起组织示威游行，还印发地下刊物。1943年春，莫诺加入军事抵抗组织“党的自由射手”。在组织内负责招募和培训战斗人员。在盟军登陆前后，抵抗组织也协助破坏德军的后勤和军事设施，为登陆的成功实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作为指挥者，莫诺在巴黎解放后担任了对维希政府战争部的接收工作，并在那里接受了戴高乐将军的检阅。
二、加缪的哲学思想为何能够在二战后引发广泛共鸣
加缪的哲学思想，切合了当时的法国人甚至欧洲人的精神处境，所以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共鸣。加缪的哲学核心是荒诞，他认为，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他的处境只会让他感到苦闷、空虚、绝望又找不到出路。而这，正是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的现代人的精神处境。战争让欧洲大部分地区变为废墟，数百万乃至千万人在战争中丢掉性命，纳粹甚至对犹太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这种情形下，人们很难再维持资本主义初期启蒙时代的那种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乐观主义，很难再相信科学进步可以让社会不断前进。相反，他们苦闷彷徨，失去了安全感，被孤独所笼罩，对前途感到渺茫，对未来感到绝望。这恰恰与荒诞哲学揭示的主旨相吻合，或者说，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荒诞哲学才应运而生。而加缪，毫无疑问是把这种状态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最惟妙惟肖的作家。
三、加缪和莫诺如何结识，又如何和萨特分道扬镳
著名哲学家萨特和加缪，曾经是亲密的朋友，却因为一次事件而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论战，并最终分道扬镳。也正是在这次事件中，加缪结识了我们的另一位主人公莫诺，并结下深厚友情。这个事件，就是著名的“李森科辩论”。李森科是当时苏联的生物科学家，他提出：生物的后天性状可以通过遗传传递给下一代，而这种观念，和当时传统的西方遗传学观点，也就是孟德尔-摩根遗传学说是对立的。这种观点的对立迅速从科学辩论升级成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站队，孟德尔摩根主义成了反动派、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从事遗传学研究的莫诺深刻认识到李森科否定遗传物质存在的错误。他在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反对李森科生物学。这势必让他遭到法国左派人士，包括很多抵抗运动同志的疏远。但是，这也让他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其中就包括加缪。两人可以说是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加缪当时因为斯大林的政治大清洗而对苏联极权主义产生了怀疑，围绕李森科主义的辩论，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出版新书《反抗者》，批评苏联极权主义道路。而这和倾向于支持苏联的萨特产生了冲突。于是萨特在自己主编的《现代》杂志上点名批评加缪的作品。之后两人唇枪舌剑，互相攻击，彼此谴责，不仅在政治立场完全对立，长达十年的友谊也就此终结。
四、关于莫诺等生物学家在二战后取得的研究突破
虽然落后于美国，但法国的遗传学也在战后开始急起直追。莫诺研究细菌二次生长的酶适应现象，并提出酶诱导理论，这不仅帮助他戳破了李森科的谎言，也为日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莫诺等人提出的“操纵子假说”认为，酶的诱导合成是因为受到环境中的诱导物影响，但诱导物并不直接激活编码酶的基因，相反，它会与另一个操纵基因发生作用，让原先关闭的基因开启，并由此激活一系列基因。就好像一个分子开关，控制细胞开始或终止相关酶的合成。这个发现，将基因学说带到了新的高度，它不仅提出了基因调控的可能性，还指出基因还有更高级的组成单位。1965年，莫诺和同事雅各布及勒沃夫三人，毫无悬念地摘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五、莫诺如何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来呼应加缪的哲学理念
获奖后的莫诺，不但继续从事科学研究，还开始从哲学层面论述生物学。这是加缪带给他的巨大影响。1970年，他出版了《偶然性和必然性》一书，书中指出，现代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的发现，揭示出人类的出现其实是偶然性的结果，而不是什么神定的命运，这本身就是对加缪的最好注解。加缪通过写作与思考，表达了对人类存在问题的拷问，对命运荒谬性的揭示以及反抗所具备的意义，而莫诺则通过实证科学的研究和发现，证实了人类出现的偶然性和“荒诞”，并动摇了建立在命定论基础上的价值体系和信仰，促使人去进一步反思自己的存在。不仅如此，他还从他的哲学家朋友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探讨人类如何在当前情景下继续生活并寻求意义的问题。
金句
他们是各自领域的天才，有着超越常人的智慧，但同时他们又同样具有非凡的勇气，这勇气帮助他们共同面对黑暗和灾难，促使他们不断砥砺奋进，也让他们始终直面与反思整个人类的命运。
正是投身抵抗运动的共同经历，以及反抗暴政向往自由的一致追求，为他们日后的深厚友情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两人在困难时刻体现出的不畏强权的勇气，才有他们日后在各自领域的傲人绽放。
二战后的欧洲，很多人因为失去生活的意义感而堕入虚无主义，甚至结束生命。但加缪却没有。他选择接受荒诞，坚信即使人类存在是荒诞的，生命的意义依然可以实现，人依然可以思考、创造，获得生活的自由。
莫诺在其《偶然性和必然性》一书中指出，现代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的发现，揭示出人类的出现其实是偶然性的结果，而不是什么神定的命运，这本身不就是对加缪所说的荒诞的最好注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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