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影响实体以及虚拟经济

金融危机在两个层面影响经济的运行。一个层面是实体经济，也就是对于消费、投资、税收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在前面我曾经说过，现代的经济是货币经济，或者说是货币引领的经济。货币之于经济，就如血液之于人体，血液不能正常运行，人体就会出现病症，甚至危及生命。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资金的融通，即金融，出现了问题，整个经济也会显出疲态。

比如为了生产一种新产品，先要进行研发，解决关键技术难题，然后就是培育市场，让人有购买此物的欲望。但更重要的是最后的资金投入。这就需要银行帮忙，如果发生了金融危机，银行忧虑风险太大，钱到时候收不回来，便不敢贸然贷款，新产品的生产就无从谈起。没有新的生产和消费，经济就会放慢，甚至倒退。

金融危机另外一个层面的影响，是对金融市场的破坏。金融的初始目的，本是便利人们的交换和生产，增加交易的密度，后来，金融业发展超出了固有的范围，自己成长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金融活动的目的不是实体经济，而是其自身。比如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仅仅是为了自己增值，而与实体经济离得很远了。

衍生产品，就是从某种已经存在的基础资产，如房产、债权、股票等处，派生出来的产品，它跟这个最初的资产有关系，可是更有距离。有时候最初的资产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衍生产品其实不是有形的东西，而是一种合约，即合同。最常见的金融衍生产品有远期合约、期货合约、掉期合约、期权交易等。如果基础资产价值下跌，这些衍生产品的价值也不存在了，“树倒猢狲散”，其持有者可能一夜之间就从亿万富翁变得一文不名。

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虽然也伴随着股票市场的崩溃，但根本原因，还是实体经济中的总需求不足造成的，那时候金融业还不很发达，更没有现在这么多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可是后来的经济危机，就越来越多地表现为金融市场的动荡，经济危机几乎就是金融危机的同义语。

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金融危机，是经济国际化的结果。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伴随金融的国际化。一个国家出现危机，很容易经由金融渠道传导至其他国家。所以即使是一个小国引发的金融危机，也可能波及全世界，如果大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对世界的影响就更严重。

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东亚地区在危机前，被认为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楷模和发动机，连世界银行都发表专门的报告，盛赞东亚经济奇迹。在东亚，先是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靠着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实现了经济腾飞。之后，就是所谓的亚洲四小虎，即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差不多复制了四小龙的成长轨迹。

但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冷静地发现，四小虎的经济增长模式，即高投入、出口导向，是不能持续的。原因很简单，没有技术进步的高投入，并不会提高生产效率，一旦外部风吹草动，出口不行了，经济就会下滑。果然，1996年开始，欧洲和美国对进口电子产品的需求猛烈下降，引发了东亚的金融危机。

这场危机是从泰国的货币危机开始的。由于经济一直增长，泰国人对经济的未来前景充满乐观，又因为泰国实行资本开放，其货币泰铢可以自由兑换，因泰铢的利率高于美元，大量的美元很方便地流进泰国。同时，泰国的银行鼓励其居民和企业借钱，主要是借入美元。在危机前的1997年7月，泰国的外债达到900多亿美元，而其全部的外汇储备只有360亿美元。

既然泰国经济的未来是乐观的，对泰铢就应该有信心，这就是人们大胆借钱的道理。可是，突然间，出口不行了，而出口是维持经济增长的惟一动力，人们对泰国经济的前景一下子失去了信心，自然也就对泰铢失去了信心，市场上泰铢对美元的汇率急剧下跌。而泰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泰铢按照固定比率跟美元挂钩，这有利于泰国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只要美元是稳定的，泰铢就是稳定的。所以，在市场汇率下跌时，泰国政府极力维护泰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关系。要想稳定住汇率，就得在外汇市场上用大量的美元去买泰铢。泰国的中央银行当时就动用了2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去保护泰铢，前边我们说了，泰国一共只有300多亿的美元储备。问题是，一旦人们对泰铢的信心崩溃了，用多少美元也维持不住固定汇率。果然，头一天泰国的总理还在信誓旦旦，决不放弃固定汇率，第二天，就宣布泰铢大幅贬值。

说到泰国的这场危机，不能不提到一个人，那就是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他把泰国的一切看得真真切切。在危机前的一个月，他派了两个助手到泰国（其中一个后来成了巴西的中央银行行长），他们根据观察的结果向索罗斯汇报说，泰铢将会大幅度贬值，建议索罗斯大胆做空泰铢，索罗斯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索罗斯做空泰铢，大赚其钱，手法很复杂，需要很多金融专业知识，我们简单说一下他投机的原理。索罗斯赌定泰铢要大幅贬值，因此他预先借入了大笔泰铢，至于他是如何借入的，是用自己的资产质押从银行借来的，还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弄来的，我们不用管。假如他借入了1亿泰铢，此时50泰铢可以兑换1美元，他就在这个比较高的价位上，卖出全部泰铢，可以得到200万美元。当泰铢贬值后，比如贬值到100泰铢兑换1美元时，索罗斯就可以用100万美元买到1亿泰铢。他手里剩余的100万美元就是他从投机中赚到的钱。

有入买泰铢，是因为他们没有料到泰铢会崩溃，而仍对之充满信心，索罗斯赚钱靠的是自己的判断，如果泰国有足够的外汇储备，能维持住泰铢的币值，索罗斯就亏本了。正如其后他在香港市场所遇到的那样，香港特区政府靠内地的支持，在市场上动用了1000亿美元的储备，大量买入港币，维持住了港币币值。据说索罗斯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一共赚了20亿美元，但是在与香港特区政府的狙击战中，他亏损了8亿美元。

东亚金融危机使整个东亚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中国也开始长达六七年的经济紧缩，直到2003年的非典危机之后，才缓过劲来。

美国次贷危机

有人说这次危机是一场金融大海啸，它起自美国，经过大西洋，波及到欧洲，也影响了全世界。这场金融危机，被格林斯潘称为“100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

此次危机是由大家耳熟能详的次贷危机引起的。美国人天生喜欢大手大脚，不愿意储蓄，自己的钱花光了，还要借钱，美国人买什么都想按揭，买房子这个最大的商品，就更是如此。

银行按照借款人的信用等级，把住房抵押贷款分为优级贷款、次优级贷款和次级贷款，次级贷款就是向那些不能提供信用证明，也没有担保的低收入者提供的贷款，通俗点说，就是银行向那些没有还款能力的人提供的贷款。

银行明明知道这些人没有还款能力，为什么还要贷款呢？银行不是慈善机构，没有这么傻，它不过是想赚钱。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房价节节攀升。次级贷款基本不用交首付，前几年的利率很低，但是后面的利率非常高。银行的算盘是，一旦借款人无力承担越来越高的利息，银行就可以收回房子，在市场上出售。因为经过几年，房子的价格已经上涨了很多，因此银行不但可以收回最初的贷款，还可以获利。

如果房价一直上涨，自然没有问题。可是，从2007年2月开始，美国的房屋销售价格出现下降的趋势。借款人承受不了越发沉重的利息支出，只得把房子交还银行，而银行即使卖了房子，也收不回最初的贷款额。问题在于，不是一两个人还不起贷款，而是大量的人集中停止还贷，银行的危机就此出现，但是首当其冲的是“两房”。

“两房”，一个是房地美，即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一个是房利美，即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它们都是经美国国会的特许成立的，有政府色彩。两房本身并不是银行，也不提供住房抵押贷款，它们做的事情，是买下商业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两房持有的抵押贷款占美国全部居民租房抵押贷款的一半左右，达5万亿美元。正是因为银行把这些贷款卖给了两房，银行就不必担心贷款损失，而且从两房得到资金后，还可以提供其他业务的贷款。所以，房价下跌，比银行更着急的是两房。

两房买下抵押贷款后，把它们包装一下，做成标准化的证券，再卖给其他投资人。这些投资人就是持有两房债券的人。两房赚的，就是所发行债券的利息与持有的抵押贷款的利息之差。

两房债券的投资者遍布全球，中国是美国本土外持有两房债券最多的国家，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等都持有大量的两房债券。

当房价下跌后，两房持有的抵押贷款成了负资产，同时两房债券也没人买了，两房陷入财务困境。一年内就亏损了149亿美元。

2008年9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宣布美国政府接管两房。接管的方式是财政部出资，进行国有化。购买两房的优先股股票，控股两房，同时更换管理层。美国接管两房也是迫不得以，两房如果破产，提供抵押贷款的银行就会亏损，也无力再进行其他贷款，经济中的资金流动性严重缺失，经济将一蹶不振。

受到次贷危机冲击的还有美国的投资银行，华尔街原来赫赫有名的五大投行，现在都消失了。

首先倒下的是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2008年3月16日，摩根大通银行在财政部提供担保的情况下，以2.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贝尔斯登，让这家成立于1923年，曾经躲过1929年那场大危机的巨人进入了历史。收购价低得惊人，因为光是贝尔斯登在曼哈顿的总部大楼就值12亿美元。贝尔斯登破产，主要是因为它持有大量次级抵押债。

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2008年9月15日申请破产保护。雷曼兄弟成立于1850年，是全球最大的股票和债券承销商，在世界40多个城市设有办事处，被誉为金融创新的典范。由于次贷危机，其持有的大量金融产品成为坏账，严重资不抵债。美国银行和巴克莱银行提出要收购雷曼，但是美国财政部不愿意提供资金帮助，最终让这家赫赫有名的投行巨头销声匿迹。电视新闻里，那些昔日傲慢的雷曼员工抱着纸箱子从雷曼大楼走出的情景，令人唏嘘。美国政府不愿意再出钱，是因为不确定以后还有多少类似的机构会破产，也担心受到浪费纳税人的钱的指责。

同一天，美国银行宣布以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被雷曼兄弟破产吓坏了的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美林的危机原因与雷曼如出一辙。

其后，美联储同意排名第一和第二的投行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转型为普通的商业银行。两家投行宣布放弃原来的投行法人地位，接受美联储的严格监管，此前，投行仅仅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相对宽松的监管。成为普通银行后，它们可以接受存款，而存款又可以受到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担保，经营将更加稳健安全。自此，华尔街传统的五大投行都已经风光不再。

在撒手让雷曼破产后，美国政府宣布，提供8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挽救濒临破产的美国国际集团（AIG）。AIG1919年成立于上海，是全球最大的商业保险机构。注资后，美国政府将持有该公司80％的股份。为什么政府厚AIG而薄雷曼兄弟呢？因为AIG比雷曼兄弟庞大得多，AIG有1万多亿美元的资产，许多家庭和投资机构敢于大胆借钱，就因为最后有AIG提供保险。如果AIG破产，不但许多家庭的资产严重缩水，还将连累众多金融机构。除了政府，任何私人机构都救不了AIG。

美国政府在2008年9月20日向国会提出了一个总额高达7000亿美元的救援金融市场的方案，资金主要用于购买不良抵押贷款。9月29日国会开会辩论，财政部长保尔森还给众议院议长单腿下跪，倒仍然没有通过。当天，全球股市大跌。

2008年9月26日，美国最大的储蓄和贷款银行华盛顿互惠公司倒闭，被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倒闭的最大银行。

下一个倒闭的是谁，还有多少庞然大物会破产，谁也说不清楚，只能等着瞧。

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和持续时间之长，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现在，预期危机何时结束是困难的，甚至是愚蠢的。但是，有人说，金融危机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末日，这就有点夸大其词了。

不管危机有多严重，金融危机的实质还是流动性不足性质的危机。如果投资银行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就可以不破产，如果商业银行能获得足够的流动性，就可以继续贷款给次级贷款者，危机就可以缓解。

关键是信心，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信心。只要美国这个国家还在，并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人们对其货币就会有信心。起码到现在为止，无论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美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只要美国政府提供足够的流动性，这场危机就可以过去，当然钱不能随便印，美国不会滥用自己的信誉。因此，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是没有问题，需要的仅仅是时间，让人们恢复对于未来的信心，以及恢复对于实体经济的信心。

金融创新是双刃剑

金融危机还没有结束，总结教训为时尚早，但有两点值得记住。第一，金融创新是柄双刃剑，金融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但是创新本身也孕育了新的风险，金融创新不能无度，否则创新就完全变成了戏法，一旦最初的资产价值缩水，戏法就得收场。虚拟经济不能离开实体经济太远。而各种复杂的金融资产定价和风险度量模型，仅仅是指导投资和认识风险的较为次要的工具，关注更为复杂的实体经济，更为紧要。第二，政府确有稳定经济的义务，但是，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相信，灵活的市场机制和竞争，永远是避免风险累积的法宝。美国政府反复权衡、有所取舍的救市举措，美国国会的激烈辩论，美国400位经济学家上书反对救市，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美国人担心自由市场经济受到损害时，我们要警惕的，应该是不要窒息经济中的活力。

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的政治后遗症

金融危机的政治后遗症

　　何帆（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我们至少已经发现了全球政治中的三个断层线：不同年龄的人口之间的冲突、超级富豪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的种族、宗教之间的冲突。在金融危机阴影扩散的背景下，各断层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会更加激烈。全球愤怒的野火才刚刚点燃。日趋紧密的全球化运动将使这团野火燃遍世界各地。如果各国的政策决定需要更多地考虑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未来的国际经济中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

　　人们往往在危机之后过早地乐观。

　　2009年，人们已经在谈论经济增长的“嫩芽”（greenshoot），然而，“嫩芽”很快就被严霜摧折。2010年，人们又开始谈论“复苏的夏天”（summerofrecovery），可惜，我们又从夏天一步迈入了冬天。

　　这场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影响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料。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已经发现了全球政治中的三个断层线：不同年龄的人口之间的冲突、超级富豪和社会大众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的种族、宗教之间的冲突。在这三种冲突的作用力下，社会板块之间的摩擦和碰撞会更加激烈。

　　英国《金融时报》将2011年称为“全球愤怒之年”（YearofGlo-balIndignation）。其实，全球愤怒的野火才刚刚点燃。在未来数年，全球愤怒将呈燎原之势。

　　导致全球愤怒蔓延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这些因素本身不会引起社会动荡，但它们将如催化剂一样，使得社会变动来得更加猛烈。

　　第一个因素是遇到债务压力的各个国家将采取更加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从长远来看，财政紧缩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短期之内，过分严厉的财政紧缩反而会加剧经济衰退，并引发社会动荡。财政紧缩会导致社会福利支出的减少，并使得受到危机影响的社会成员处境更加艰难。比如，在经济衰退期间，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将会增加，但政府如果要紧缩财政，必然实行裁员，这将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与此同时，政府又可能减少失业救济支出，这对失业者来说乃是雪上加霜。Ponticelli和Voth曾根据欧洲的历史，对财政紧缩和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当政府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占GDP的比重超过2%时，包括游行、骚乱、罢工、政变等社会动乱发生的概率将明显提高。按照欧洲各国目前的财政紧缩方案，希腊削减财政支出的规模将超过GDP的5%，西班牙和葡萄牙将超过3%，英国和许多欧元区国家将超过2%。

　　第二个因素是城市化的发展。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未来40年，全球几乎所有的人口增长都将出现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之中。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经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到2045年，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创新活动的源泉，但是，城市同样可以是社会动荡和骚乱的中心。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人口数量激增，城市化的进程将他们召唤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们怀抱着美好的梦想到了城市，却发现自己的容身之所是肮脏破败的贫民窟。到2010年，发展中世界的城市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居住在贫民窟。潜在的社会动荡不仅可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也可能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生在伦敦和巴黎街头的骚乱，已经警示着我们，在城市繁荣的表层下面，不满和愤怒的地火正在燃烧。

　　第三个因素是全球化的推动。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全球化。随着交通、通信工具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跨国界交流也日益密切，这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可以更容易地学习、交流和模仿，也使得社会运动更容易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传染。发生在突尼斯的抗议和示威运动，很快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北非中东国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之内，便导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权更迭，并进而引发了利比亚内战。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早是在纽约市海狸街16号的一间房子里酝酿出来的。

　　参加海狸街16号会议的人员，既有土生土长的纽约人，也有来自埃及、西班牙、日本和希腊的人员。这些社会活跃分子中，有的参加过阿拉伯之春，有的组织过欧洲的抗议活动。占领华尔街的创意，其实就是模仿了5月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出现的占领太阳门（PuertadelSol）的示威运动。

　　第四个因素是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软件的出现。互联网、聊天室、社交网站等的出现，使得人们能够瞬时交流信息，大大降低了人们形成集体行动的成本。手机和互联网联系起来之后，变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关系，有些类似电报和电话之间的关系，尽管从技术上来说相似，但电话和手机使用的便利性远远超过电报和电脑。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往往会被高估，比如，很多人认为，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在“阿拉伯之春”中发挥了决定性的鼓动和号召作用。事实上，互联网上的信息只能强化人们对固有理念的认同，尚难以起到启蒙和讨论的功能，而且，互联网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力量，它更适合激发持有同一理念的人们自发地形成较大规模的集合。但是，仅仅是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们对其刮目相看。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一位网上的政治积极分子扎克·埃克斯利（ZackExley）建立一个匿名网站，号召大家起来抗议佛罗里达州的选举结果，结果在选举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就爆发了100多次抗议活动，参加人数多达数千。2001年，菲律宾的民众通过手机信息互相通气，一起到黎刹靖国神社（EDSAShrine）抗议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Estrada）总统的腐败，最终导致总统下台。

　　在上述三条断裂线和四种催化剂的作用下，未来的国际政治环境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全球化时期以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多元主义的主流思潮对公众已失去吸引力。各国政府在今后既需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问题，又需要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尽管从逻辑上讲，唯有把经济蛋糕做大，才有更多的条件考虑如何分蛋糕，但由于全球经济将处于长久的低迷，当全球经济的蛋糕难以扩大之后，各国政策会转为争抢面包屑。处于停滞的经济引起收入分配的剧烈变化，收入分配的变化制造出赢家和输家。这两群利益迥异的人会形成不同的团体，既得利益者要求保持原有的格局，失败者要求更多的政策保护，绝望者要求革命，这势必形成不同的政治压力。在多种政治压力的合力之下，政策导向随之改变。

　　如果各国的政策决定需要更多地考虑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我们将会看到，未来的国际经济中会出现更多的贸易战、货币战和就业战。

　　贸易战和货币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赢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对政治更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在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贡献会更大。随着制造业逐渐升级换代，机器将越来越多地替代劳动。制造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将逐渐萎缩。但是，和服务业的就业者相比，制造业工人的组织程度更高，工会的力量不容忽视。由于制造业大多是可贸易部门，因此当制造业就业受到影响的时候，政客们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然而，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难以有效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相反，可能会触发连锁性的“贸易战”。1929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但美国国会还是在1930年6月实行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该法案通过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的关税措施，使得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骤降50%以上。全球贸易一片混乱，从1929年到1934年，世界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刚刚通过的时候，美国的失业率为7.8%。但到1931年就骤然升到16.3%，到1933年已经达到25.1%。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尽管各国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但贸易保护主义仍然逐渐抬头。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基本停滞，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显著增加。巴西总统迪乐玛·罗塞夫（DilmaRousseff）宣称：“面对目前这场国际危机，我们的主要武器就是扩张和捍卫我们的国内市场。”

　　货币战尽管是在国际层面打响的，但也起源于国内的政治压力。所谓货币战，是指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利率、印钱和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可以干预汇率。历史上曾经爆发过两次货币战。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竞相采取“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策略。先是1921年德国马克贬值，这导致德国出现了现代经济史上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1925年法国在恢复金本位制之前贬值，以获得扩大出口的利益。这给英国带来了压力，英镑本来就高估，后来又遇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到1931年，英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被迫退出金本位制，数月之内英镑对美元贬值30%。1933年，罗斯福总统刚刚上台，就宣布没收黄金，并在市场上大量买入黄金，以此促使美元贬值。这段时间的货币战加深了各国的衰退程度，并使国际金融市场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另一次货币战爆发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是美国强迫其他国家货币升值，以缓解自己遇到的国际收支问题。1967年英镑危机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已经岌岌可危，其他国家不信任美元，纷纷要求把美元兑换成黄金，这导致美国的黄金大量外流。1971年，尼克松突然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且单方面征收10%的特别进口税。之后，各国达成史密森协议，美元对黄金贬值9%，其他货币对美元升值3%-8%，日元升值幅度高达17%。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经济并未焕发活力，而是在1973-1981年间经历了三次衰退。20世纪80年代，美国再次担心贸易逆差，又要求其他国际货币升值。1985年十国集团达成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法郎贬值40%，对日元贬值50%，对德国马克贬值20%。美国本来希望贬值能刺激制造业的就业，但到了1986年，美国的失业率仍然高达7%。从历次货币战的结果来看，靠货币贬值的办法，既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也无法有效地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但政客们一心寻找快速治疗方案，总是对货币战情有独钟。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轮新的货币战硝烟又起。2010年9月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GuidoMantega）说，我们正处在一场货币战争之中。人民币成为了这场货币战中的最大受害者。

　　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经济协调的方案更难以实现。由于各国政府纷纷向内转向，双边协调和谈判的难度越来越大，国际经济协调更多地依靠多边体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G20（20国集团）应运而生，成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最主要的平台。G20的成员更具有代表性，其中包括了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债权国和债务国，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G20建立了领导人出席的峰会机制，并配合以部长、副部长级的工作会议，能够较为有效地执行会议的有关决议。但是，从G20的发展来看，未来前景不容乐观。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之后，发达国家忙于救市，发展中国家只是在旁观望。2009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此时，国际经济协调自然较为轻松。然而，从2010年起，各国的经济形势出现了较大的分化。有些发达国家还在担心通货紧缩，但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遇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各国政策的外溢效应日益显现。美国的数量宽松政策，为全球金融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进入能源和初级产品市场，就推高了能源价格和初级商品价格，进入新兴市场就带来了这些经济体资产价格上涨、货币升值的压力。G20在协调各国政策方面，开始显得捉襟见肘。G20提出的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增长，已经化为泡影。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在G20的谈判桌上已基本上偃旗息鼓。发展议题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新内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谈判中仍然处于被动的局面。对于G20而言，目前能够期待的最好结局，就是不要发生最糟糕的结局。

　　黑格尔曾经说过，人们从历史中学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不会从历史中学到教训。历史或许不会完全复制自己，但以史为鉴，足以使我们警惕未来的潜在风险。

　　毕竟，下山的路和上山的路已经不是同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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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24, 2016 at 10:56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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